很多秉承反传统立场的自由主义者对于官方接近儒家抱持狐疑态度，进而对被接近的儒家产生强烈厌恶感。
何为人与何为应然之人（理想人格）的讨论，常常引向德性与德行的关系。如在张载看来，气的聚散，便并非杂而无序，其间包含内在的条理：天地之气，虽聚散攻取百涂，然其为理也，顺而不妄。
对中国哲学而言，人道与天道无法相分，人道意义上的当然之则、人伦秩序与天道意义上的存在之序，也非完全彼此悬隔。这种责任与义务在抽象化、形式化之后，又进一步取得当然之则的形态，后者也就是普遍的规范，它规定相关的个体应当做什么、应当如何做。在对理之当然与理之所以然作进一步界说时，朱熹便指出：理之所当然者，所谓民之秉彝，百姓所日用者也。从哲学的层面说，在理和气、心和理、心和性、以及道心和人心、气质之性和天地之性等概念之后，理学既讨论何物存在或何为世界的本原及根据这样一些天道之域的形而上问题，又追问何为人、何为理想人格以及应当做什么、应当如何做等人道之域的问题。考察理学，既应从其本身的概念、命题入手，又需要透过这些的概念，进一步揭示和把握这些概念背后所涉及的理论问题。
如上所述，从事实层面来看，人或者可以被视为理的化身，或者可以被理解为有血有肉的具体个体。当然、实然、必然、自然作为哲学观念，包含多方面的理论内涵。海外学者则多从中国文化历史本身出发来分析讨论。
这样，无论是旧社会还是新社会培养出来的知识分子,其立场世界观均属于被改造的对象，抽象的人性论和道德良知，再也不能成为他们道德勇气的来源。只有对某种普遍缺少或丧失的、而又非常具有意义的价值，人们才会有如此一致的共识和关切。如果说洗脑是基督教传统中的忏悔加上心理战，那么中国的思想改造运动，则是诉诸于传统的知廉耻精神，利用知识分子的道德反省力量。也就是说，道德和道德勇气植根于特定的文化系统的终极关怀之中。
其实，文革后文坛上大量以知识分子问题为素材的文学作品以及理论文章，已开始正视这一现象。这种心态，只能从当时的政治文化价值系统来说明。
为谁服务就像紧箍咒一样套在他们头上，使他们难于利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作为道德勇气的资源，从而从内心怀疑自己是否道德。文革中每个人的一言一行都和政治密切联系在一起了，这是人类历史上极为罕见的现象。在批判别人和所谓四旧时，表现出政治热情高涨和充满道德勇气，毫不留情，甚至六亲不认。这种现象表明，中国知识分子的世界观，正处于被解构后的重新建设的时期。
15而这些所谓右派分子正是凭着这种精神，再一次表现出传统的道德勇气的。因为，当外部规范性行为准则和儒家经典不能再向知识分子提供道德勇气来源时，儒生只有转向内在的良知作为道德勇气的凭借，这时就出现了道德勇气来源的立足点从外向内转移的文化现象。18这些言论还都是企图从知识分子的使命感，知识的优越感，做人的自尊心和道德感出发的，但这些统统被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理论再一次粉碎了。同时，当他们自己被批判时，内心却出奇地软弱。
这样，毛泽东本人不断变化发展着的思想、指示和言论，就成为活的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当所有的批判者都被批判时，圣王的绝对权威也失去了基础而动摇了。
至于从内心的良知作为更深层的道德感的判断，几乎是绝大多数中国人的心态。因此，原则上我们不能脱离某一价值系统来讨论这一问题。
这就是，个人道德修养越来越依靠强化外在标准来实现，即越来越依靠他在阶级斗争中的政治表现来判别。以至于到文革前个人种花养鸟，穿衣服的式样稍为与众不同，都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儒家传统中立德、立言、立功三不朽的顺序，表明了这种价值取向。直到一九六七年文革时,毛泽东在五月一日对阿尔巴尼亚军事代表团讲：在我看来,知识分子,包括仍在学校受教育的知识分子（即共产党培养的知识分子——笔者注）,从党内到党外,世界观基本上还是资产阶级的。与此迥异，海外及港台学者则更多地强调传统文化中知识分子的超越性和批判意识，强调道统与政统之间的紧张性，和明道救世的基本价值，认为从孔子起，中国古代的士就兼具重理性和宗教使命感，这就使得中国的‘士毋宁更接近于西方近代的‘知识分子。确实，大多数知识分子都承认了这一点，承认了这一点，也就等于放弃了文化知识优越感这种传统的道德勇气来源的资源。
也就是说，在共产党的文化传统中，儒家圣王的理想，终于在毛泽东身上实现了。13这里,他被官方意识形态的经济地位决定了阶级立场所征服,从而否定了诉诸于人性良知的传统观点。
尽管道德政治是儒家的政治理想，但皇帝不是圣人，儒生们可以用儒家经典对皇帝的要求来批评国策和皇帝本人，可以为王者师。儒家传统中并没有阶级对抗的内容。
这一点发展到文革中，对立的两派群众用毛泽东语录打语录仗，并在每一次最新最高指示颁布时敲锣打鼓地欢庆，这些政治文化现象的产生，都不是偶然的。我们必须相信这些老知识分子的转变是真诚而彻底的。
随着精神理论权威和政治权威的高度合一，就必然出现学经典越来越不重要，领袖的言论最后演化为一句顶一万句，是圣人言。从当时知识分子思想改造文献来看，摧垮知识分子内心残存的传统儒家式的道德勇气三大资源是整体性的，同步进行的。这样，一个符合逻辑的结论是：不同的文化价值系统中，道德勇气的性质和来源大不相同。总之，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价值系统，是与儒家同构的道德理想主义，但是为了与马克思主义的社会观相适应，在新传统中又不得不以纯化阶级立场和重在政治表现作为道德修养的基本出发点。
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第二个是文革前信奉毛泽东思想的知识分子的道德勇气及政治文化的关系。
我想，从感性上讲，很多人会同意本文提出的命题。1有的则更尖锐地指出，由中国传统的官学一体的政治文化，中国古代知识分子一开始便是政治寄生虫。
6根据我们上面提出的儒家内圣外王的修身模式中，道德勇气的来源侧重面可能来自于三个方面。虽然在儒家的内圣外王模式中，个人道德和实现伦理教化的政治理想是联系在一起的，强调了道德高尚的人对国家社会的政治命运有更大的承担，但是儒家文化中，毕竟还有很多对个人品质的强调和许多非政治化的内容。
这样一来，考察文革前中国知识分子道德勇气沦丧，就转变为文化价值系统的比较和转化的问题。新政权建立之初，其廉洁奉公和有效率的管理，也和一九四九年前的中国形成鲜明对照。尽管他们力图以圣控王，以儒家的政治理想改造现实，但说到底还是一种依附人格：在帝王的身上寄托治平的理想。这种观点在文革前一直在发展，直到提出知识越多越反动。
道统与政统的合一：毛泽东思想绝对权威的确立 上一节中讨论分析了儒家化的马克思主义的道德修身模式与传统的异同，可以看出，在新传统中，道德勇气只可能来自两个较外在的标准，一是学习马列毛经典，二是政治表现的外在评价。它特别表现在内在的理想与现实发生冲突时，仍然敢于坚持自己的信念。
事实上，一个知识分子思想越深刻、真诚，内心中潜意识的传统影响越强烈，他就越是自觉地接受思想改造，从而在弃旧图新过程中越表现出无情否定旧我的道德勇气。而中共党史一再证明，历次党内路线斗争中那些执着于马列经典、或过分强调某种现象的领导人，都成为左倾或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代表人物，只有不断地创造性地发展着马克思主义的毛泽东思想，才是唯一正确的。
（3）对每个人本性中存在着道德良知观念的破除。这正是文革掀起一次又一次整人和大批判高潮的重要文化基础。
